翻阅石器时代的书籍

时间：2022-12-20 12:18:43 来源：网络浏览：10

有网友提问：石器时代翻翻书，今天小编来回答一下

如果你对答案不满意，不妨看小编为你推送的这篇文章

【编者注】今年是著名考古学家邹衡(1927-2005)的90岁寿辰。文章采访了邹衡的高祖和研究馆员，请他讲述一些与邹研究考古的往事和自己的研究经历。

李伟明

大学前：管我们叫“知识青年”并不确切

我1956年出生在河南洛阳。他的父亲是黑龙江人，解放战争时期南下的第四野战军干部，后调到河南洛阳参加第一拖拉机厂建设。他一直很正统。作为一名干部，他清正廉洁，忠于职守。他不太关心家人，工作很认真。我母亲是拖车厂医院的儿科医生。那时，任何一个生病的孩子都会随时来我们家。就连吃饭的时候，我妈也会放下饭碗去看医生。都说儿科医生难是因为孩子不能准确表达，有的宝宝甚至不会说话，所以病情主要看医生的判断。我的父母对我的成长有重要影响。

50年代以后，我们赶上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三年艰难岁月，物质非常匮乏，身体缺乏营养。60年代中期赶上“文革”，很多学校停课，闹。。。怎么上课？农村学校是穷中农教的，城市学校是工人教的。当时在拖拉机一厂子弟学校上学，讲台上是经验丰富的工人和老师。工业课主要讲水泵、拖拉机、发电机；农业课是关于果树修剪的；。。是“反帝反修”和“巴黎公社”。高中以后比较好。有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课程，还会聘请厂里的技术人员来教。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的。当时“读书无用”，所以是应付。

1974年，我去河南方城当知青。现在回想起来，称我们为“知青”并不确切，大概是和当时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相比，但实际上我们在那个年龄并没有学到本该学到的东西。

1974，下乡荣誉证书。

三年半后，我被聘为机械师。在我的车间里，生产拖拉机外壳。这台机器很大。冲床有两三层楼那么高，还有一个地下室，有一个大滑块可以往下压。有时候修机器，要钻到大滑块里，或者爬到机器顶上。那时，螺丝钉都这么大(李伟明的笔画，直径约十厘米)。我印象深刻的是，需要几个工人来拧紧螺丝或松开螺母。先拿个避孕套套住，上面有一根杆子，像磨一样推着螺丝拧紧。工人辛苦工作，三班倒的时候，如果机床坏了，就要两班倒，两班倒，三班倒。

后来转到了拓昌二中——。母校3354当了美术老师，因为那时候我会画两笔，这是我小时候的兴趣。其实除了学校的画画课，我没学过画画。小时候家里连买画材的钱都没有。当时一个鸡蛋2分钱，一张贴窗户的棉纸5分钱，一张画纸20分钱。20分是什么概念？一斤猪肉4毛钱，一张画纸相当于半斤猪肉。那时候家里人口多，勉强过日子。所以，学生帮老师撤展的时候，我就把没盖的废纸拿回家，翻过来用；我读书打工的时候，看到宣传粉洒在地上，就捡起来，用一些水当颜料带回家。这是唯一的条件。成为美术老师后，还是买不起一个图片夹。有一次我捡到一个三合板，我奶奶用旧床单给我贴了一个。后来厂里的社团又赢了一个。当时我给自己规定一天画五幅。白天画不完，晚上就回到办公室继续画，所以当时进步很大。

字体1979年，李伟明在办公室学习绘画。

读本科：只要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就行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已经很老了，相当于别。。学毕业的年龄。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终于有机会学习知识了。其实学什么并不重要，只是这辈子机会比较难得。开始复习备考，第一次报考美术专业。我对素描了解不多，所以我现在正在学习。后来听说洛阳有400人报考美术专业初试，40人进入复试。这40人中有一个人走了，去了当时的开封师范大学。我进入了复试。当时填了三个志愿：一是。。美术学院；二、广州美术学院；第三个是开封师范大学。后来知道第一志愿没被录取，第二第三志愿就完了。

1977，高考准考证

当年高考的科目有。。、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没有外语。我考了225分，过了文科分数线的录取线，但是没有报考文理学院。后来觉得艺考这条路太窄了，就又选了一门。原则是只要有学习的机会。1980年，我考上了郑州大学历史系。

你为什么选择历史系？当时文科选项不多，觉得自己知道语文和历史是干什么用的，其他学科不太清楚是干什么用的，就去了历史系。当时历史系有考古课。我觉得考古很有意思，就去上了考古课，跟着他们评估。结果还不错。考古班有老师觉得这个同学考古不错，就带我去考古班。

本科的时候就开始看课外书，但是很多都不太懂。比如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他买一本的时候，因为知识欠缺，看不懂。另外看邹衡老师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觉得特别深奥，特别枯燥。跟考古班去了洛阳偃师二里头，安阳殷墟。看到考古人员拿起陶片，我就能看出来是什么年代，感觉特别神。当然，我也知道人们在这方面的知识下了很大的功夫。

读硕士：邹老师不看好我

1984年，我申请了北京大学于先生的研究生学位。结果专业等级过了，外语没过。本科毕业时分配到洛阳市文化局文物科，主要负责管理审批、安全检查、接待客人、起草公文等工作。我在那里工作两年了。其实同事和领导对我都不错，但我总觉得大学所学的知识与实际工作相差甚远，所以想读研提高。

1986年，我报考了北京大学教师邹衡的研究生。各科都过了，但都不高。60到70分钟之间，我被录取了。后来听说邹老师要当年长江流域的一个学生培养他去长江流域做考古研究(楚文化起源)。他当年想招的学生专业分都很高，可惜外语不及格，被研究生院卡住了。

所以当我考上研究生时，邹老师对我这个来自黄河流域的学生评价不高。有一次，就我们两个人，邹老师说：“我没有考上我想要的，我考上了我不想要的。门儿都过，这是万金油。”再加上我基础不太好，缺了很多课，田野考古也不擅长，所以邹老师也不看好我。但是，我从来没有向老师抱怨过。我觉得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如果老师对你不满意，那就努力吧。

在学校，我是“三点一线”:教室，宿舍，图书馆。只要我没去郑达大学上课，我就得去补课。那时候一周大概有二三十节课。我右手腕做了个小手术，缝了根线。即便如此，我也没敢上一节课。我在北大上过课，有旧石器考古，新石器考古，夏商周考古，汉唐考古，还有一些公共课。还去。。民族大学听民族学。研究生在选择本科的时候特别吃亏。本科生2学分，研究生只有1学分。尽管如此，所有这些课程都是编的。听了北大所有老师的课，觉得很好，很优秀。当时我觉得这是老师应该做的。那时候我很少和老师打交道。为什么？我觉得和老师打交道，首先要有疑问，要做好向老师求教的准备。

其实我和邹老师接触不多，因为我觉得他对我不满意。1986年进入研究生院时，我30岁。那年刚结婚，家在郑州。有一次，邹老师带着我们的两个硕士生去郑州选发掘地，同时去开封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我们三个人一起坐火车，上了火车就把东西收拾好，邹老师带着研究生去补卧铺。我留在那里照看我的行李。到了郑州，邹先生让我在郑州等。他带着他认为值得培养的同学去开封开会，车去接他们。等他们开完会回来，再见面，一起做考古调查。有时候，我还是觉得老师有偏见。

邹老师喜欢和别人聊天，去他家的人很多。我每次去他家，15分钟之内就会有人来。我一般一学期去三次：一次是开学的时候，说我在。老师有什么指示吗？学期中间去一次，告诉老师我前半学期做了什么。假期结束，跟老师说放假了，我走了。

假期邹老师一般会给我们安排实习，也会让我们写实习报告。假期不要闲着。比如第一学期，我们去山西曲沃曲村实习。报告中要写有多少墓葬、灰坑、遗物，如何分期等。已经被挖掘出来。寒假20多天，我大概整理了一份几万字的报告。那时候我只觉得每天都是日出日落。春节期间我不敢和家人一起看电视。把报告拿给邹老师看，他简单翻一倍，就算结束了。

1987-1989年，邹衡布置考古实习报告。

1987年春夏，我在河南省密县发掘曲梁遗址。挖掘结束后，大家都走了，我一个人留下来整理资料。收尾工作在县电影院。。室进行。房间很大，但是窗户都是木头做的，大部分都是松动的，非常破旧。三伏天很热，我就穿了裤衩，称了称那桶凉水，把脚放进桶里，拿了条湿毛巾披在身上。我在胳膊肘下垫了一条干毛巾，怕弄湿图纸，就画了。还有两卡车的陶片要数，一个一个数。刚开始是手套磨破了，后来没有手套磨破了，手指的皮肤磨破了又长出新的皮肤。最后，像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陶器碎片的特征变得熟悉了。直到那时，我们才知道为什么考古学家在触摸陶器碎片时会知道。

在整理期间，我每天晚上都睡在一个门板上进行修补和绘图。当我整理完资料想走的时候，掀开门板，才发现下面是一堆堆属于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出土尸骨。原来我天天睡在这些骨头架子上面。这就是我们做考古的原因，有时候生死是被忽略的。

1988年，邹衡先生视察曲梁遗址发掘现场。

读博士：做考古确实非常艰苦

1989年硕士毕业，分配到河南省社科院。邹老师去河南省淇县指导研究生整理出土文物的时候，我去看过他。当时，他们在一个破旧的大房子里整理出土文物。房子漏雨，蚊虫叮咬严重，还得自己做饭。那时候他已经60多岁了，每天在那里汗流浃背地干活。我在那里观察了一些陶器，还画了画，晚上聊天，于是我说，邹老师，让我考你的博士吧。他说，我的博士考试要排队了。请排队，大概要等到第三年。他一般每年只招一个博士生。

1989年，李伟明在访问祁县时画了一些文物。

于是，1992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一入学，邹老师就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博士论文去豫南做考古。没什么好讨论的。第一年从南阳、信阳、驻马店、襄樊等地收集素材，做了一万多张卡片，然后背在背上。晚上不管去哪里，都要看卡片，看看哪些没有，给卡片加新的材料。

字体1992-1993年，李伟明在豫南及邻近地区制作了一些信息牌。

过去，豫南的考古基础非常薄弱。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检查从340个地点收集的陶器标本。后来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为了方便后人，就把收集到的资料全部放进了论文里。比如豫南考古的目录索引，豫南学术史，我当时的研究日志。论文是有时效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资料的补充，可能会过时，但这些资料将来还是有用的。

这三年博士生有四千块钱。我留下1000元用于答辩，如纸张印刷，3000元用于考古调查，如火车、长途汽车、住店铺、雇民工在南阳淅川、方城、信阳固始平寨进行三次发掘。我在豫南一共呆了425天，行程10500公里，平均每天花费不到八块钱。那时候一个人晚上能住就住办公室，有时候睡教堂或者别人家的过道。说实话，出门和系办公室主任告别的时候，我想说，可能这次回不来了。

1993年，李伟明和邹衡在荥阳汉霸二王城。

我在外工作的风格是坚持。同志陪我考察现场，中午喝啤酒，下午想休息一下。我说没有，时间有限，继续调查。有时候因为饭菜不好，有同志提出来。我们能改进它吗？我说不行，吃当地人吃的吧。他们如何吞下它，我们如何吞下它。谁要是受不了，就走人。我想你在那里。人们在看着你。

在南阳淅川，我们在一个五保户家里吃饭。我们本来说好给她三块钱一顿饭，但是她太难缠了，我们就给了她五块钱一顿饭。一顿好的家庭餐后，我们一次被端上四道菜，其中一道是青菜，另外三道是臭豆腐、干辣椒和咸萝卜丝。每次我们四个人把那盘青菜吃完，这三个菜就拿下来，用报纸盖着。下次我们会把它们端上来，再加一盘青菜，还是四个菜。

信阳固始平寨古城遗址发掘时，我就住在离遗址4里的地方。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跑到工地，晚上回来天就黑了。那个地方水很少，每天只用半盆水。挖掘工作结束的前一天晚上下雨了，几条地层线还没有勘测和绘制。我想第二天再做一次，但是第二天还是下着倾盆大雨。挖掘的坑有五米深，漆黑一片，旁边的泥土在往下掉，随时有坍塌的危险。同志们好心劝我为了安全不要下去，把地层线和目测连起来。但我是北大的博士生。如果我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说不用，穿上雨衣，让人给我打伞，拿着一根长竹竿，在地层剖面上把那些地层线标出来。此时，雨变成了雪。接我们的车，因为路窄，雪滑不进去，用拖拉机把我们拉了出来，里面有陶器碎片。遇到我们的同志说，我在那里等了你好几个小时，听村里人说了你很多好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这么好的干部。

离开挖掘现场后，我因病毒感染病倒了。我在当地医院的病床上躺了16天。没有什么能治愈它。天天发高烧，不知道为什么好了。生病后，我赶到信阳整理出土文物。一个简单的房子就是分拣室。十二月的河南多冷啊。屋顶是薄薄的一层石棉瓦，窗户是纸做的，没有取暖的炉子。我穿着棉大衣，棉鞋，棉帽子，每天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11点。最后，我把这些资料全部整理出来，获得了一批有科研价值的新资料。做考古真的很难。

毕业后：和邹衡老师“不仅是师生，而且还是学术上的朋友”

邹老师是一位严格的老师。上学的时候听说他很厉害，就避开他，尽量少去见他。我觉得他不在乎我。其实这段经历其实让我们之间的关系特别平等。毕业后，我去首都师范大学教书。邹老师退休了。有许多人围着他。退休后，身边的人少了。有一次，他感慨地告诉我：“在我身体健康，不需要帮助的时候，有那么多人勤快地帮助我；现在我老了，需要有人帮助，很少有人这样做。”

那时候我刚到第一师范。我的收入很低，生活很艰难。但我想明白了，吃苦的人并不讲究，专心学习，不断发表学术成果。邹老师有时候看到我发表的学术成果会给我打电话。为了省话费，只要他打电话，我就骑自行车去他家和他聊天。他家在。。。校附近。骑到那里大概要50分钟，我们可以聊一上午或者一天。我不知道听了多少次独轮车的谈话。

2001年，我被调到。。历史博物馆。曾经有人说，老师退休后来往的人比以前少了很多。我直言老师没用，让他不高兴。第二天，他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说了一句很不好听的话，其中有一句，他说要和我断绝师生关系。他说完，我说：“老师，我们是师生关系。这是任何人想改变都改变不了的客观存在。老师一生讲真话。为什么学生说真话老师就受不了？难道老师也想让学生说假话？”他在那边沉默不语。第二天早上九点，他又给我打电话，说他昨天态度不好。他知道我在评高职称，准备外语考试，希望不会影响我的职称考试。我说老师不会，你的话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

邹老师是研究郑州商业文化的专家。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观点：郑州商城是商代的都城，是商代的第一个都城，填补了安阳殷墟之前早期商业城市与文化的空白。老师找了很多证据，其中一个文字证据是东周时期在郑州出土的“博”字陶文。于是，有人质疑这个亳字属于东周，不能证明郑州商城就是商代的亳都。我在郑州商业文化的研究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最大的成果就是增加了这个词“丠丠“1953年在郑州二里岗出土的一件商代牛肋骨雕刻上，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发现。这一发现为邹老师的“郑伯说”提供了商代文字的年代证明。他非常高兴。老师非常认可我的发现，反复对我说：“没想到，当年在学校我就看不起你。我没想到你会取得这样的进步。我很高兴有像你这样的学生在我身边。我们不仅是师生，还是学术上的朋友。”

《郑州二里岗》罗纹字体

邹老师提出郑波的学术观点后，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5年郑波去世，几位学者(包括他以前的学生)开始发表文章与老师争论。邹先生生前我也没替他说什么。他死后，那些学者还在写文章，而且是用严厉的质疑口吻写的。我曾经警告过，你积极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是没有问题的。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他走了，你还用质问来挑战他。人家怎么回答你？如果是，作为学生，我来回答。有些人就有这种心态。他们先把邹老师说成是大师，然后跳到他肩膀上批评这个大师。在整个批评过程中，他们觉得邹老师是个大师。其实这些人对相关材料不是很了解，多是一时冲动。后来我开始写文章反驳，。。邹老师讲学术道理。当年带我当学生，现在学术上捍卫自己基础的郑波说，这也是学术上的延续。

2006年，李伟明为邹衡老师扫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