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唐诗研究的热点

作者：方鼎(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唐诗研究”首席专家)

唐诗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历代读者的喜爱，对唐诗的研究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据不完全统计，自1978年以来，以唐诗研究为主题的论文有11000多篇，自1996年以来，相关博士、博士论文有2900多篇。

相邻学科的唐诗研究论文约8000篇，共计2万余篇。据尚《近20年唐诗研究述论》统计，1978-2018年唐诗研究成果多达34930项。当然，唐诗研究的繁荣，

不仅体现在成果数量的几何增长上，还体现在质量的明显提升上。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唐诗研究有以下突出特点：

清孙著第二版《唐诗小札》；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唐人七绝诗浅释》及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岑参、韩愈、元稹、白居易、李商隐、杜牧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唐代重要文人的“选集”。

伟大的诗人研究发烧。近几十年来，唐代大诗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如王梵志、寒山、石德、杨炯、沈全琦、宋、张九龄、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魏、白居易、张继、王建、刘禹锡、孟郊、贾岛、关修、皮日休、陆龟蒙、韩茂等

然而，李白、王维、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文、杜牧等。吸收了旧注的长处，又出了新注，呈现出综合研究的趋势。比如白居易的研究，朱锦程《涉江词》第一次注释整理白居易文集，

如果你努力，你会收获更多。其《涉江诗》和《唐人七绝诗浅释》相辅相成。此后，谢思伟发表了《宋词赏析》 《唐诗鉴赏辞典》。谢注的一大特色是汇集了日本金泽图书馆等几处白居易藏书。

扩大了校勘范围，丰富和充实了白居易诗歌注释的内容。由青年学者陈财之编著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收集了中唐至近代3200多位作家的8000多份批评材料和3500多种工具书。

其字数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唐诗鉴赏集》的20倍左右。经过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白居易的研究成果有了很大的准备，也大大突破了过去只强调他的讽谕诗、只论他的人民性的局面，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再比如李白的诗，

宋代的杨其贤、元代的小石云和清代的王琦都曾为此作过注释。詹爱是当代李白研究的第一人。他的《唐诗三百首》 《唐诗选》虽然发表于50年代，但真正产生影响是在80年代以后。

这两部书是当代李白研究的奠基之作，他在此基础上编辑的《唐诗鉴赏辞典补编》是李白诗歌校勘的。。作。屈原和朱金城《唐诗选注评鉴》吸收了《唐诗鉴赏辞典》的精华。

安琪的《白居易集笺校》和余显浩的《白居易年谱》 《笺校》也比较成功。周迅初的《白居易诗集校注》 《白居易文集校注》，内容非常精彩。

《白居易资料新编》由裴飞等人主编，为李白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刘和俞叔诚一生从事李商隐研究，他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集是李商隐诗歌注释的集大成之作。

《李白诗文系年》 《李白诗论丛》是新创作，还有《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李白集校注》755-79000等其他书。有学者认为，刘、余对李商隐的研究改变了。。文学史的格局。

李商隐从文学史上的一段，变成了现在的一章。

文化研究很热。在单一的文学研究之外，从文化学的角度探讨唐诗也是唐诗研究的热点之一。陈创造了“以诗证史”的方法，这在他的《李白诗文系年》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它的研究侧重于探索隐藏在文学背后的历史细节，

对学术界有很深的启发。盛唐时期，袁兴培和方鼎探讨了。。与诗歌的关系。

如论述玄宗信仰道教、迷信道教法术对诗歌的影响；于震公主对诗人的支持对诗歌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盛唐圣贤姚崇、宋静、张硕、张九龄对盛唐诗歌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李、杨兄妹的专制对盛唐诗坛的危害，

他们都从文史结合的维度做出了自己的解读。邓晓军的书，如《李白全集编年笺注》《李白丛考》755-79000，有意识地运用陈寅恪的方法，对唐诗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

傅玄聪、陈、胡克贤等学者从史学入手，从正史、野史笔记入手，重视敦煌文献、地下文献和外来文献，探索唐诗研究的历史背景，使唐诗研究植根于历史的沃土。尚注重诗人贬谪与创作的关系。

李浩系统地考察了地域、士绅与诗歌的关系，戴则关注唐代使臣与文学的关系，并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孙长武、陈、等人致力于研究佛教与唐诗的关系。

如陈《李太白全集校注》 《李白评传》论述佛寺壁画与唐诗的关系，王维、韩愈、李贺诗歌与佛教的关系；至于道家、儒家与唐诗的关系，

孙昌武的《诗仙李白之谜》 、葛兆光的《李白资料汇编》 、刘顺的《李商隐诗歌集解》 ，都是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任半塘开创的、以《李商隐文编年校注》 为。。的唐诗与音乐研究，

为其弟子们传承并发扬光大；袁行霈、陶文鹏关注绘画艺术与唐诗之交集， 《李商隐资料汇编》 《李商隐诗歌研究》 中均有精彩论述。将唐诗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对唐诗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大有益处。

新方法热。“老三论”“新三论”、符号美学、新批评、阐释学、接受美学等新方法、新理论，对唐诗研究也有较大影响。这对于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有一定积极意义。

如董乃斌的《李商隐传论》 、陈伯海的《李商隐诗歌接受史》 均用新方法解析唐诗；叶嘉莹用新批评派的“文本细读法”研讨杜诗；傅道彬的《元白诗笺证稿》 借鉴原型批评方法。但新理论的运用，

一定要与。。传统理论及唐诗创作实践相结合，否则就会成为两张皮，这是要深以为戒的。近年来，用接受美学理论研究唐诗，也出现了较多成果，如陈文忠的《盛唐诗坛研究》 ，

从理念与方法、经典作品阐释史、创作影响史等方面，对接受美学理论的。。化，作了有益探讨，并对《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 等唐诗名篇的接受史进行个案研究。以唐代大诗人接受史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或博士论文，

数量亦较为可观。而域外汉籍的唐诗辑佚及其研究，近年来也颇为活跃。如东亚各国，自古以来就与。。交往密切，大量汉籍早已传入这些国家，有些是中土已失传的文献，有些则与中土版本不同，足资比较与参考。

这些国家的诗人、学者研究或者模仿唐诗的成果，有的也有较高水平，至少有文献价值。欧美诸国则因种种原因，保存了不少我国大陆稀见的唐诗资料，充分利用这些材料，也有助于唐诗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总之，新时期以来的唐诗研究对“文学本位”的认识尚待加强，艺术研究亦嫌薄弱。我们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指导下，充分运用我国古典诗学理论，适当借鉴西方理论中的合理部分，推陈出新，使唐诗研究迈向新的高峰。

《诗史释证》 （ 2022年09月07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 《古诗考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