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短篇故事——飘，落
章节选自《父母爱情》篇短篇小说。
一
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上海女人。
一会儿叫她“婆婆”，一会儿又拖泥带水地叫“婆婆”二字，可见我的不情愿。我不喜欢她，说不出为什么，就是不喜欢。
那时候我很小，才六岁多一点。这有点像捏造，但又不是捏造：那一年可以说是我记忆中的分水岭——六岁之前的事我都记不住，六岁之后的事我也几乎忘不了。
这种一刀切的切割痕迹，大大降低了事情的可信度。
但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有时候东西就是这么整齐，不支离破碎。
二
我不喜欢这个漂亮的上海女人。虽然这种厌恶是蛮横无理的，但它就像我六岁发育中的身体一样势不可挡。
我相信我的无理取闹在我们岛上是很有市场的。自然没有人和我分享过这种感觉，当然也不可能有人和一个六岁多一点的小女孩分享这种感觉。我和同龄的女孩没有这种交流，
谈论一个成熟的女人不是我们这个年龄的女孩能做到的。虽然这种感觉有点孤独，但我知道这并不孤独——我能感觉到我们岛上有很多不喜欢她的人。
我们居住的岛屿正式名称为黄海前哨。这几年已经很少有人这么叫了，但是在那个“为民作饥荒准备”的年代，“前哨”这个名字很时髦，让人感觉到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我们住的这个岛，叫黄海前哨，位置偏僻，更别说太小了。但当时我对大小的概念很迷茫，没有比较和理解海岛的闭塞和狭小。更重要的是，岛上有真正美丽的风景，人们真的很简单。
即使过了30年，我也有了一点周游全国的经验，但我依然固执地维护着我的正义：这个岛除了小和闭塞，没有明显的缺点和错误。
那位上海美女可不这么认为。这一点在她被拖上这个岛的那一刻就被淳朴的岛上军民看穿了。
多少年过去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事情已经完全忘记了。只有她，那个坐在军用码头上湿淋淋的美丽上海女人，常常出现在我沉睡的记忆深处，让我的梦想总是滴水不漏，令人失望。
那是一场漫长的强台风，不知从哪里来的风暴把小岛吹得天翻地覆。当风暴肆虐到第九天的时候，岛上所有的军民几乎就像流感一样，除了无知的婴儿和少有思想的老人。症状是前所未有的：坐立不安，坐立不安。
熟悉的人不约而同地废除了老祖宗传下来的互相询问饥饱的老套方式，改成了“今天能不能来船上”的期待，然后还不忘补一个“他妈的日”。
在大陆生活久了的幸福的人，很难想象那种没有报纸看、没有电影看、没有八卦听的日子——那时候的八卦比收音机里的常规新闻真实有趣得多——甚至没有蔬菜和猪肉吃。
台风好像一下子停了，连一点铺垫和过渡都没有。天气晴朗，阳光明媚，让人感觉好不真实，好不靠谱。岛上的人们都在心中拉起了一面白帆，都拖着脖子眺望大海。
和今天站在罗湖桥上的海外小朋友表达的感受如出一辙。当确定将有一艘登陆艇乘风破浪进入岛内，将积压近十天的旅客吊起卸下时，岛上有事可做和无事可做的人全都涌向码头。
兴奋于这个长期无人问津、人迹罕至的码头，到处都是气喘吁吁的声音。
虽然台风停得无影无踪，像个作案高手，但海面上的海浪却是如此的不协调，以至于“嘣，嘣”的海浪冲击着码头两侧巨大的水泥三角形桥墩，肆无忌惮地向码头上拥挤的人群溅起白色泡沫。
空气中有一股清凉的海腥味，就像把清凉的薄荷粉吸入鼻子里。码头上的喷嚏此起彼伏，像一场游戏。
那天的浪真的很吓人，一艘很重的登陆艇被撞得摇摇晃晃。就连登陆艇的舰长，那个站在高高的塔楼上，平时无比强大的舰长，也露出了破绽。他的两只手不停地上下左右画着画，像一个溺水的人在徒劳地挣扎，五官挤在一起。
嗓子粗得不成体统。登陆艇离我们近在咫尺，却怎么也靠不上岸，最后不得不在一码头的“笨蛋”声中，晃晃悠悠地在距码头几十米的地方抛了锚。
虽然我有多次目睹那种卸船方式的经验，但那次还是把我给吓得够呛。
几个胡楂都泛了白的半老渔民，穿着胶皮衣裤，骂骂咧咧地跳上了破旧的小舢板。他们上半身急促地晃动着，将手里笨重的木橹摇得杂耍一般。嘴里“嗷嗷”叫着，像是壮胆，又像是在遥相呼应。他们一会儿在浪尖上战栗，
一会儿隐没在浪谷里踪影全无，引得码头上的惊叫声像是经过集体排练，整齐划一且恐怖异常。
三十年过去了，那个漂亮的上海女人被人拖牲口似的从小舢板上拽着胳膊抻着腿地拉上码头的样子依然清清楚楚地就在眼前，耳边似乎还有海水的滴滴答答的声音。
好像是七月的天气，她穿什么衣服已记不大清了，只记得她浑身湿得非常彻底不留死角。衣服湿淋淋地紧贴在身上，不知为什么她始终将两只胳膊交叉地抱在胸前，这个姿势使她看上去既傲慢无理又冷漠不恭，
像蔑视整整一码头的人。
码头上的人们表情复杂地望着这个浑身滴答着海水的漂亮女人，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失去了他们以往那种朴素实在、助人为乐的好品质，眼睁睁地望着这个需要帮助的女人竟没人做出善意之举。
他们像是被眼前这个将两臂抱在胸前的傲慢无理又冷漠不恭的漂亮女人震住了，露出了偏远地带的小家子气。
她真的好看！
一个六岁多一点的小女孩对一个成熟女性的美丽的赞叹应该是真实和不带任何杂念的。
她皮肤好白。海岛上是不太容易见到这么细腻白皙的肤色的。她的额头光光的，一绺湿头发耷拉在上边，使她看上去既高贵又妩媚。五官没有明显的特征，但搭配得很周正，让人看了好舒服。看不出她的实际年龄，
说她二十也行，说她三十也行，好像说她四十也不是不可以。
我大概是在这一刻不喜欢她的。她这种年龄上的似是而非，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近似吃亏上当的感觉，而人们又是普遍地不能容忍吃亏和上当。我那时虽然只有六岁多一点点，但让我吃亏和上当，我是不干的。
我相信那一天全岛军民的晚饭都是就着这个漂亮的上海女人咽下去的。这个岛子这么闭塞这么小且又刮了这么多天的台风，刮断了一切消息来源，人们的嘴巴里早闲得生出了溃疡。一个漂亮的、水淋淋的、上海的女人，
来得多么是时候啊！
三
不出十天，岛上的人们像是集体审阅了她和她的三口之家的档案一般，人们对她和她的三口之家的熟悉程度甚至胜过了对自己和对自己家人的熟悉。关于这一点，岛上的人们一点也不脱。。人民的俗套：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
她的那个因故没有同船进岛的叫许放的丈夫，是个落难秀才。但他是个高高大大很有男人味的男人，女人心目中的男人好像就是他那个样子，那张白白净净体体面面的面孔天生就是讨女人喜欢的。
这个岛子是个离大陆远离公海近的海防前哨，很少接收到大陆的气息。这也就难怪岛上的女人们这么没有原则立场地没有分寸地称道这个叫许放的很有男人味的男人了。
他们有一个八九岁样子的男孩，叫许萌萌。许萌萌长得周周正正并且老是穿得干干净净。他那张像他爸妈一样白皙的脸上也干净得缺少我们见惯了的像他这么大的男孩子脸上应该有的横七竖八的污道子，这让我们心里不是滋味。
你想，连我们这些女孩儿的脸上亦时常有污浊的痕迹，他却没有，让我们怎么可能心安理得？
我们常躲在他家附近很有兴致地听他妈妈扯着一种又细又软的声音喊他：“萌萌，萌萌哎”大了以后我才知道那是。。很体面也很著名的一种方言，叫作吴侬软语，似乎在。。很受宠的。
可那时我们却时常在他放学经过的路上，捏着嗓子肆无忌惮地糟蹋那体面的方言，把他喊得步子大乱，最后坚持不住，撒腿便跑。书包里的铁皮铅笔盒敲得他的屁股噼啪作响，如同给我们喝彩一般。
其实，人们谈论最多也最为详细的，是那个叫梅亚莉的上海籍女人。在我们这个山清水秀的小岛上，她始终是那种家喻户晓的、百家争鸣的、经久不衰的著名人物。
岛上的男人们对她的同济大学化学系毕业和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工程师的履历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尊重。以他们的见识，这样的女人算让他们开了眼—有才的女人且又难得的标致，
这让他们除了羡慕甚至妒忌许放那小子外也没什么话好说的了。虽然他们在口头上笑话那个军事学院下来的书呆子，但心里头却不得不服气他。那个时候，知道艾森豪威尔的人是非常有限的，更不要说知道他的军事思想了。
唯一可以使他们心理平衡的是，许放这小子不也从北京贬到这儿同咱们一样了吗？如果他仍在首都北京，又有这样才貌双全的女人伴着，那才叫天理难容哩。
岛上的女人们却为这个叫梅亚莉的上海女人分成了三个流派。
一支是师医院里那些受人瞩目惯了的白衣新老天使们。她们默契地从不特别提起她，努力使她看起来与普通的随军家属们没两样。但在心里，她们却格外在意她的学历、职业和籍贯，当然，还有她的天生丽质。也许，
她们还在心里想不大通：一个不是。。的女人，凭什么拥有的这样多？但她们齐心协力地从不把这种想不通说出口，以她们的自尊和肚量，让她们说这种长她人志气灭自家威风的话是很难的。
另外一支是随军家属们。这支以依靠当军官的丈夫翻了身的农村妇女为主的群体对梅亚莉是爱憎分明。她们眼热她的一切又憎恶她的一切，因为她令她们相形见绌地不舒服。她的存在使她们时时有一种被揭了疮疤的难受。
她好像是专门上这个岛上提醒她们的：别看你们有了吃商品粮的口福，但你们远远没有做城里人的资格。随军吃上商品粮，使这部分家属们有着一种成就感，而在她们的一生中是很难碰上成就感的。梅亚莉的出现，
打消或者减弱了她们的成就感，她们有理由厌恶她。通常，她们把眼热藏在心底，把厌恶挂在嘴边。梅亚莉的服饰发型举手投足皆在她们严密的注视之下。她们聚在一堆时，总能明察秋毫地从她身上发现不足并揪住不放，
再积少成多地数落一番。梅亚莉在她们的舌头下，变得。。一样滑稽可笑，在各式各样的笑声中，她们觉得心里熨帖多了不再那么堵得慌了。
还有一支是岛上的“土著”。这些大大咧咧粗粗壮壮的渔妇们，在对待梅亚莉的态度上，远比前两支公平。她们除了看不太惯她身上那股子说不上来的劲头外，对她的一切都倍感倾慕。她们常以她的式样打扮自己，
宁肯冒着东施效颦的风险。她们以“这跟梅老师的一模一样”为荣，在她们心目中，梅老师就是上海，就是大城市，就是洋气。
叫她梅老师，是因为她在这个小岛上实在找不出跟二氧化铜一氧化碳之类的东西沾边的工作，只好委屈自己当了那个教学水平很不像样的学校里的化学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