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守望者

方汉奇小姐。

——他是新。。第一代新闻史学者，新。。新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他是新。。最老的新闻史学家之一，至今培养了50多名博士生。

——他写的《。。近代报刊史》和他编的《。。新闻事业通史》 《。。新闻事业编年史》成为新闻史的优秀作品。

——70岁学计算机，80多岁开微博，90多岁玩微信。他是同龄人中的潮人。

94岁高龄、被“封”多年的。。人民大学名誉一级教授方汉奇近日出山，为抗击疫情发声。

这篇题为《抗击“新冠”，老兵报到!》的文章，是方汉奇为响应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征文活动而写的，将发表在最新一期《。。新闻史学会学报》上，—— 《新闻春秋》。在文章中，他分享了自己对疫情的认识和思考。

并向所有抗疫英雄致敬。在这位新闻历史学家看来，现实主义会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疫情期间，这位和新闻史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教师，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记录历史，写日记，他坚持了半个多世纪。在日记中，他拍下了。。校园因学校停课而冷清的情景，记录了校医院医生两个月的发药量。

还有就是去小菜场“火场侦察”店的经营情况。像新闻联播一样，他在每篇日记的开头附上确诊病例、新增病例等最新疫情数据。“我的日记只记录，不抒发感情，不讨论，这些都是日后的史料。”方汉奇说。

我们的记者在家里采访了方汉奇。邓绍根

在学术界，他被誉为“泰山北斗”；在年轻的新闻专业学生心目中，他是“爷爷”，是“教科书上的传奇”。在新闻史教学和研究领域奋斗70年，在打捞被遗忘已久的新闻史的同时，紧跟日新月异的媒体浪潮，

他自称是一名退休的新闻老手，但他仍在努力和观察。

一个想当记者却成了研究记者的人。

进入他生命中的第94年，方汉奇在他的研究中度过了他的大部分时间。在这个三面都是书的30平米空间里，书柜从地板一直伸到天花板，每层都有里外两层书。地板和书桌上也堆满了书，就像一个小图书馆。

2020年1月，方汉奇(前排中)在。。新闻学院与老师合影。李俊伟摄

如果不是疫情，他的书房每周都会迎来几个客人，从。。官员到名人，从专家学者到青年学生。现在，他已经习惯了一个人，过着简单规律的生活。每天6点起床后，

手机、电脑、报纸、电视白天会轮番上场，最重要的是浏览下载各种文章和信息，指导“闭关弟子”完成博士学业，晚上12点入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睁着眼睛都忙得没时间关灯。”

方汉奇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是在2017年。那一年，他获得了“吴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奖金100万元。刚领完奖，他就决定把奖金全部捐给。。新闻史学会，支持学术研究。结果，在转会那天，

银行工作人员如临大敌，以为白发老人被骗，随行工作人员也被当成骗子“审问”，也只是报警。这段经历被媒体戏称为“冬天最暖的乌龙”。

这不是他第一次捐款了。早在60多年前，他刚来北大任教时，就捐赠了自己收藏十几年的3000多种旧报纸，其中不乏民国时期像《时务报》 《强学报》这样的稀有报纸。后来，

他还向苏州大学图书馆捐赠了8卷《述报》，被誉为“海中孤儿”。几年前，方汉奇把几十年浓缩的几万张学术名片交给了。。新闻学院新闻史教学团队。

卡片上写满了具有历史价值的剪报、信件和读书笔记。

“方老师的家国情怀，对教育事业的投入，是我们年轻一代无法企及的。”在方汉奇博士生、。。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王润泽的印象中，唯一一次看到老教师流泪

是他讲的一个上世纪30年代在北师大二附小上学时的故事。

当时全班同学集体去动物园玩，被几个住在华北的日本兵及其走狗公然拦住，调戏带队的女老师，并扇了老师两个耳光。遭受到这种极大的羞辱，学生们立刻罢课，回到学校，都趴在课桌上哭。后来老师每次讲到这里，声音都哽咽了。

愤怒。

爱国主义是在战争硝烟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深的烙印。十几岁时，火热的战场生活让方汉奇向往。他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像范长江那样的记者，能冲锋陷阵。考上大学的时候，他主动要求“非新闻系不要填”。

最后被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录取。

然而，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大学毕业时方汉奇并未如愿成为一名记者，阴差阳错进入上海新闻图书馆，从事《申报》 史料整理工作。在那里，

出版78年的27000多份《申报》 堆满了一层楼，他花费3年多时间细细研读。

从此，方汉奇一生的目光再也没有离开过新闻史。

他曾在书中这样自豪地写道，。。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和最先有印刷报纸的国家。在。。这片土地上，曾先后出现过6万多种报刊、1000多个通讯社、200多个电台电视台和成千上万的杰出新闻工作者。

。。的新闻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异常丰富的内容，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新闻史都无法比拟的。

一砖一瓦搭起新闻史学科大厦

新闻记者一直扮演着社会守望者的角色。在方汉奇眼中，新闻史研究者则是新闻事业的守望者，“历史研究的目的是总结好新闻事业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使我们聪明一点儿，少走弯路，不犯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

1953年，27岁的方汉奇进入北京大学讲授新闻史，1957年随迁。。。当时，全国从事新闻史教学的只有两人。在这片尚待开垦的领域，方汉奇开始了长达近70年的耕耘。

众所周知，。。近现代的新闻事业是舶来品。民国时期，新闻学高等教育以美国为圭臬。彼时，刚刚成立的新。。需要建立自己的新闻学高等教育体系。

据方汉奇回忆，当时在北大教学主要参考的是民国新闻史学家戈公振编写的《。。报学史》 ，但是这本书只写到1927年，共产。人的办报历史更是空白。为了上好课，他便自己“找米下锅”，

跑遍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看了2000多本书。

他的书房里至今收藏着一方墨盒，这是上世纪30年代戈公振在北京荣宝斋定制并赠送给《申报》 同事黄寄萍的。后来，黄寄萍成为方汉奇的岳父。当方汉奇从岳父手中接过墨盒的时候，

也许不会想到自己会将新闻史研究推向另一座高峰。

1978年，临近。。人民大学建校30周年，方汉奇向新闻系主任提出，想写一本《。。近代报刊史》 的“小册子”，为周年献礼。他本来准备写七八万字，写起来却一发不可收。

两年后，这部50多万字的《。。近代报刊史》 才完成，书中涉及报刊500余种，报人1500余名，纠正前人著述失误200余处，

被新闻学界认为是继戈公振的《。。报学史》 之后又一。。新闻史权威著作，是新闻史研究走向成熟和科学的标志。

在此后的数十年时间里，方汉奇一砖一瓦构建起新闻史的学科大厦。他组织编撰《。。新闻事业通史》 ，耗时13年，前后50多人参与，

是新。。新闻学科第一个有外文译本的专著；而后又组织编撰《。。新闻事业编年史》 ，历时超过20年。这两部著作后被誉为“。。新闻史学界的里程碑”。由他主编的《。。新闻传播史》 ，

成为迄今国内外流传最广、发行量最大的。。新闻史方面的教材。

“这些基础性研究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是功德无量的，就像第一幅地图，标记了重要的矿产、河流所在位置。”王润泽说。

除了著书立说，新闻史的学科建设也是方汉奇时刻萦怀的。上个世纪80年代，新闻学被列在文学门类的。。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没有自主性。方汉奇担任首届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后带领众人多方争取，

终于将新闻学升为一级学科，为以后新闻传播学的大发展提供了学科制度上的保证。

1989年，方汉奇和复旦大学教授宁树藩等人一起发起成立国家一级学会——。。新闻史学会，并担任第一、二任会长；如今，。。新闻史学会已经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新闻传播学学术团体。

研究史料像神探破案

如果把新闻史比作一条浩瀚的长河，那么它的源头在哪里？几代新闻史研究者孜孜以求。

1983年，方汉奇发表了对唐归义军《进奏院状》 的研究成果，振聋发聩地提出，。。的报纸开始出现于唐代， 《进奏院状》 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报纸。

当得知伦敦不列颠图书馆存有《进奏院状》 原件后，方汉奇敏锐地意识到，这份罕见的古代报纸实物将有助于揭开古代报纸起源之谜。

于是，方汉奇委托新华社伦敦分社记者对《进奏院状》 原件拍下照片，对60行文字逐字逐句地疏证、辨析，再结合。。古代文献对邸报的记载，终于使这页看似不起眼的纸张重放光芒。

“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是方老师一直坚持的新闻史研究方法，对学界后辈影响深远。”王润泽曾撰文专门谈方老师的史料观，

在印证一段关于《开元杂报》 到底是不是印刷报纸的学术争论中，老师征引四种以上的史料，彼此印证，读来宛若福尔摩斯破案一般，环环相扣，逻辑清晰。

不久前，一位集报爱好者送来了一份满文版《京报》 ，这让上世纪90年代就系统研究过清代《京报》 的方汉奇喜出望外，“之前从来没有发现过满文版的《京报》 ，

这能进一步丰富新闻史研究史料”。对于报纸所处的年代，方汉奇又开始了一番“破案”，最后给出了清朝初年的初步判断。“报纸上记录的内容太琐碎，没有出现具体的人物，要不然就能判定出更具体的年代了。

”方汉奇略有惋惜地说。

坐得了冷板凳，守得住旧书斋。出于对一手史料的执着，方汉奇在新闻史长河中不断打捞尘封的记忆。他曾几经周转寻到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的家人，获得一批珍贵的照片和书信，证明了邵飘萍的共产。员身份。

他还摘掉了《大公报》 “小骂大帮忙”的帽子，证明《大公报》 不仅帮过国民。的忙，也大大帮过共产。的忙，“第一个派记者去边区，向全国人民报道。。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真实情况的，

是《大公报》 ”。

作为史学大家庭里的新生代，新闻史研究时间较短且史料零散，要从各种历史文献处寻得线索绝非易事。半个多世纪以来，方汉奇坚持做学术卡片，一张张巴掌大小的卡片上密密麻麻摘录了各种学术资料，然后归类存放备用。

“有战斗任务了，这些卡片就活了，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使用卡片时的方汉奇如同一位调兵遣将的。。。

如今，电脑成了方汉奇收集资料的新阵地，他在1T容量的硬盘里分门别类建了几十个文件夹，涉及。。、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看到好文章他会第一时间下载存档，积累的资料将近500G。

“咬定青山不放松”，这幅当年廖沫沙老师送给方汉奇的字，就悬挂在。。新闻学院的。。室里，在方汉奇博士生、北京交通大学教师王靖雨看来，这是老师一生治学的写照。

上好一节课一星期都很快乐

“从开始当教师起，我就认为教师这个工作是个神圣的工作。当一天教师就要学习一天。”比起皓首穷经做研究，方汉奇更享受的还是三尺讲台。

方汉奇课上得好，在。。新闻学院是出了名的。上世纪80年代，他在。。开设公开大课讲授新闻史，场面十分火爆，窗台上都挤满了学生。有学生回忆他的课堂，用“满座叹服，惊为天人”来形容，“他讲梁启超，

随口就可以背出一篇千字政论，一边背诵，一边踱步，兴之所至，旁若无人；讲到一个历史人物或。。，他能讲出与此相关的正史、野史，就像刘宝瑞说单口相声，常让学生听得忘了下课”。

所有的知识点在他的脑中都穿成了线，学生形容他，“丝丝白发都是知识”。

“上好一堂课，一个星期都很快乐。如果上砸了，一个星期都难受。”为了讲好课，方汉奇每次都会准备“十桶水”，上课只用“一桶水”。他时常把上课比喻成打仗，要有一定的纵深，不至于因一点被“突破”，

造成全线“崩溃”，有了纵深，才能擒纵自如，可进可退，才能“东方不亮西方亮”。

作为新。。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学家之一，他至今为止培养了50多位博士生，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成长为国内新闻学院的中流砥柱。

每月一次的读书汇报，是王靖雨念书时最大的享受。上午10点钟，到老师书房来，坐定，沏一杯茶，听老师讲述他所经历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人。每一届弟子，方汉奇都会开出书单，每月至少碰头一次交流读书体会。

“老师一方面严格要求我们，同时又鼓励我们在研究中大胆思考，勇于创新。”据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程曼丽回忆，当年还在读博士的她“放肆”提出中新史的学术架构存在问题，

没想到方汉奇听后鼓励她把想法形成文字，并推荐发表。“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极大地鼓舞了我的学术信心和学术勇气。”

如今，程曼丽也将这份鼓励传递下去，对于有创见的学生她总会格外关注，支持他们继续深挖，力争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生活中的方汉奇常常给弟子们带来惊喜。他记得向每位弟子送上生日祝福，会为生病住院的学生送去热粥，出国归来还不忘给学生们带小礼物。

不仅仅是方门弟子，很多年轻学者都得到过方汉奇的提携和帮助。在成为方门博士之前，。。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绍根与方汉奇有过三年的书信往来，“对请教问题的来信，方老师每封必回，并在信中一直称呼我为邓老师。

”在方汉奇的不断鼓励之下，2005年邓绍根如愿考入“方门”。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徐新平更是将方汉奇视为引路人，当年还是“新手”的他被方汉奇邀请加入共产。新闻思想研究课题组，从此扎根新闻思想史研究20余年，“做新闻史研究是件苦差事，成果会出得慢，但只要有恒心与韧劲，

就会乐在其中。”徐新平至今没有忘记第一次见面时方汉奇对自己的寄语。

在。。，一届届新闻学院的学子至今还守护着这样一份默契，看到在食堂打饭的方老师，会一路默默护在他身边，隔开拥挤的人流。

学新闻的人就是怕落伍

每天早上7点准时用微信给弟子们发送早间新闻，是方汉奇最近养成的习惯。不过，早在2013年，方汉奇就注册了微信，如今通讯录里已有300多位好友。

在层出不穷的新媒体面前，方汉奇从未落伍。1996年，当网络媒体在。。处于起步阶段时，他就在一次演讲中专门介绍了电脑网络的用途；1998年左右，仅靠几名学生的现场指导和手写操作指南，

方汉奇便开始了互联网之旅，当时年过七旬的他成为。。最早“触网”的一拨网民。

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彭兰回忆，她在。。任教时曾给学院年长的教师做过短期的电脑使用培训，最终学会五笔打字的只有两位，方汉奇就是其中一位，他总是笑称自己采用的是“一指禅”输入法。

2010年，84岁的方汉奇发了第一条微博，不久便成了大V，粉丝最多时超过175万。当时开通微博的知名人士中，大概只有年过百岁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年长于他。

活跃在微博的那几年，方汉奇平均每天发一条，他喜欢评论国内外时事，也不忘记录生活点滴，“这两天在学着如何用iPad，一会儿缺这个，一会儿缺那个……我是不服老，又得服老，不服不行”。有网友跟他互动，

“我还在看你的《传播史》 ，太厚了”，他回道，“让您受累了”。

“对新事物保持敏感是新闻工作者的一种本能追求，学新闻的人就是怕落伍、怕落后，要让自己不断地处于时代的前沿，跟上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近两年，方汉奇又陆续学会了使用支付宝、网约车。

旅行，也是方汉奇拓展认知边界的一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他常挂在嘴边。“文革”期间，他下放到学校设在江西的“五七干校”，尽管条件艰苦，方汉奇还是利用休假的机会，几乎走遍了江西的主要城市。

南昌、瑞金、兴国等。。圣地是他主要考察的线路，“这不就是如今流行的红色旅游吗？”方汉奇得意地说。

从江西回北京的旅程也没闲着，他研究了当时的铁路政策，买到了一张“专属车票”，车票上手写停靠站点，到站下车后可再上车，15天内有效。手握这张车票，方汉奇一路泛舟杭州西湖、逛上海外滩，大同看石窟，

张家口看洋河……留下了美好记忆。

在王靖雨看来，方汉奇总有大幽默和大智慧来应对生活中的苦难，“文革”时期经历颠沛流离，但他每次提到总是语气轻松，甚至还开自己的玩笑。有时弟子们担心老师上了年纪，自己去食堂打饭不方便，

可他总用在“五七干校”的经历自证手稳——那时他要抡大铲子给几百人做大锅饭、打饭，“每次我的窗口前都要排好长的队伍，因为我的手不抖，不会捞一勺掉半勺”。

方汉奇不光做过大锅饭，在家中也主动承担了大厨的角色。曾经为了照顾在中学任教的妻子，方汉奇“做了十五年的饭”。相濡以沫数十载，他出门总不忘给妻子带爱吃的巧克力冰淇淋，过生日送上一支玫瑰花，

妻子生病住院时，会悄悄在她额头上留一个吻。后来，为了让妻子在轮椅上坐得舒服一些，他又挖空心思将轮椅改造一番。如今妻子离世5年，她的遗像前，总盛开着他摆放的鲜花。

2016年，方汉奇迎来九十寿辰。面对来自学界业界潮水般的祝贺，方老师“感谢大家善颂善祷”，并自喻为屠呦呦手里的青蒿素、显微镜下的小动物，开始被世人进行研究了，引得在场的同行和弟子们放声大笑。

在这位见证过。。近百年起起伏伏的新闻老兵看来，自己正好给新闻教学和研究站过岗，如此而已。（本报记者焦以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