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许知远，在最近一年里至少哭过两次
去年春天，许知远开始做脱口秀《十三邀》。今年9月，他和马东在节目中的对话在网上引起热议。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记者罗婷实习生黄玉琴编辑胡洁校对王新
那是九月的一个下午。
风波过去了一会儿，许知远正在录制新一期《十三邀》，和一个诗人聊蒙古如何征服世界，但是聊着聊着，被伤害的感觉突然笼罩了他。
他说自己发热很慢很慢，但这种感觉还是让他“很不舒服”。
8月底9月初，许知远和马东谈到的《十三邀》问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随后，他与女演员俞飞鸿的对话也被翻出，一些媒体拟定了标题《调戏俞飞鸿初夜，满嘴“性、情爱、潜规则”，许知远这代。。老男人们有多丑陋？》。
很多人在微信上把文章转发给他，他看了题目，没有点进去。
去年春天，许知远开始做这样一档脱口秀节目，和他感兴趣的人聊天，“展示这个时代的人是如何思考、成长和摆脱困境的。”
今年夏天，他采访了张艾嘉，当他们聊完天，他们走在上海的大街上。他对张艾嘉实话实说：你觉得我们这一天聊得愉快吗？张艾嘉说，我不喜欢采访，所以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许知远非常高兴：我也是！这段对话最后成了电影的开头。
他把自己的愤怒、困惑和好奇抛向对方，所有的交谈中，都有对他的回避、尴尬和关心。他们不打算避免这些尴尬。
直到舆论坚决打击。
,
当镜头打开时，他会很尴尬
这种事情在许知远的生活中不常发生。
制片人朱凌青表示，许知远从未看过第一期《十三邀》。他几乎不在乎怎么剪片子；他很少关心节目播出后的效果。
唯一的问题是越来越出名。他们在望京吃饭，粉丝们经常过来和许知远握手，告诉他他的搜索指数现在是什么样子。他总是很慢，是吧？受惊吓。朋友见面，经常拿这个开玩笑。“咦，这不是徐老师吗？活着，别让他跑了！”
还会有“虚荣心膨胀”，他会问朱凌青的节目效果如何。朱凌青哄着他：“我们都说，啊，太牛逼了！朋友圈的这个人也转了，那个人也转了。”他满足于不再问了。
上一次有这种类似的感觉是在2010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将韩寒粉丝的狂欢形容为“普通人的胜利”，在当时引起了热议。
他在文章中写道，“谈论韩寒已经成为一种全方位的心理按摩。你沐浴在青春、淡然、成功、机智中，觉得自己参与了一场反叛，同时又是那么的安全。不需要付出任何智力或道德上的代价，也没有任何精神上的模仿。
他是这个社会最奇妙的消费品。"
但那时候别人都在剑桥，没有铺天盖地的社交媒体，也没有智能手机。外界的喧嚣隔着一道屏障，并不能真正打扰到他。
这次对俞飞鸿的采访让他第一次相对清晰地感觉到，“一件小小的妖魔化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你想怎么加入这个妖魔化的过程？”。虽然我没看过我做的。。，但是正常看过的人(都会知道)，
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她真好看。遇到那种漂亮的女生，我会告诉她，你很漂亮。这不是很自然的表达吗？”
他的另一个解释是，那个时候，他刚开始做程序。他不是一个电视人。当摄像机开着的时候，他会很尴尬，但他必须说出来。即使他不知道说什么，他也必须找到一个词。
他觉得这篇文章的目标是错误的。他不是这样的人。"我不是他们攻击的大男子主义者。"
“这十三不靠啊”
在做这档节目前，腾讯做节目的这帮人在一块儿讨论，看其他节目有哪些形态是可以借鉴的。底下的小朋友说，电视有的，我们都可以有。刚离开央视的制片人朱凌卿急了，“我们都离开电视了，能不能自由一点，
为什么不跳出来干点别的东西呢？”
没过多久， 《十三邀》 的出品人李伦找到许知远，邀请他做这样一档节目，许知远一头雾水。
李伦后来解释，他曾观察过许知远在很多公开活动上的表现——他从不掩饰自己。也许这种特质正是一档新节目需要的。
许知远确实是自由的，甚至是天马行空的。第一次开会，他就列了长长的单子，写下了那些著名的采访对象，郭德纲、汪涵、莫尼卡贝鲁奇、舒淇，还有陈嘉映。李伦的第一反应是，“这十三不靠啊”，这一声感叹，
最后成了《十三邀》 的栏目名。
接受我们采访时，感觉某些瞬间，他有些出神。大学毕业快20年了，他仍觉得自己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白日梦里。现在也是这样。“不靠谱的”、“疯疯癫癫的”。
他在自己的书里写过1997年的秋天。那时他读大三，躺在北大28楼202宿舍里。漫长的午后，读《麦田里的守望者》 、 《挪威的森林》 、 《动物凶猛》 ，
同时放着甲壳虫乐队或者崔健的歌。
他用迷惘、愤怒来形容自己的青春和校园生活，因为厌倦，他休了一年学。后来毕业，进入《经济观察报》 ，成为主笔。
2001年，朱凌卿考入北大。那是这份报纸相当红火的年头，“作为文艺青年，谁上课不拿《经观》 ？”这是朱凌卿的记忆。
而校友许知远，“就是明明是计算机系的，但是以文字被大家知道，事事儿的写那样的文章，那种长句，很多修饰，超多的定语、从句、倒装。那个时候至少我觉得在北大还是挺受用的，大家都挺喜欢。”
这份报纸的老同事们大多还记得，2003年初经观年会，有个环节是颁发前一年的优秀员工奖。当时的社长邀请去年的优秀记者许知远一起颁奖。
他上了台，径直撂下一段话：报社的评奖方式有问题，是公司。。的产物，奖项都给了不该给的人，因此他拒绝颁奖。台下四座皆惊。
他现在的合伙人于威曾总结，许知远这个人，经常引起两种截然对立的情感：要么毫无条件地喜欢；要么深深地厌恶。他常因天真而专横、因羞涩而无礼、因默默无闻而傲慢。他不能理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复杂。
他觉得自己身上某些东西，在20年前已经有了雏形，之后只不过是变得更笃定。
去年夏天对哲学家陈嘉映的采访里，许知远仍在聊何为真的生活，何为生存的目的。聊得差不多了，哲学家笑了，说，“许知远，你真了不起。”
许知远回，“这么幼稚（还）可以保持幼稚是吧？”
“对对，真的好，许知远，你真愿意聊这些。”
这话怎么听得这么别扭？身后的团队每个人都哈哈大笑。
许知远在《十三邀》 节目中与马东对谈。图片来自网络
读圣贤书，所为何事？
在采访前，李伦叮嘱我，千万别把许知远写成“公知”。
这个词汇在当代。。的语境里早已被污名化。成为苦大仇深、媚俗、骂架、拉帮结派的代名词。
但许知远不在意，“我当然是一个知识分子了，我从不讳言这一点。”“知识使人变得有魅力，变得更自由和拓展，而且知识绝对是跟情感、跟好奇心高度相关的。他理解周围、理解世界变化，成为这样的知识分子，
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知识分子许知远，在最近的一年里，至少哭过两次。
单向空间的员工高志强见过一次。他在帮许知远做一档叫做“单读”的音频节目。那一期讲到《夹边沟纪事》 ，一个上海女人去夹边沟劳改农场看她的丈夫，但丈夫死了。他的尸体被挖出来，衣服、毯子都被偷走，
身上的肉也被人剜走几大块。
读着读着，高志强先是听见一阵沉默，接着是一阵抽泣，许知远摘掉了眼镜，哭了四五分钟。
还有一次，是他看韩国电影《辩护人》 。讲的是全斗焕执政期间，韩国前总统卢武铉为学生辩护的故事。他被电影里那种朴素的正义感打动，“我身上很多强烈的情感都没有表达过，也无法表达。”
采访蔡澜时，他说，年轻时读加缪、陈映真，觉得苦闷就是最好的人生。“苦闷意味着你对现实的不满，你要反抗某种东西，我始终觉得这是年轻人最重要的一个品质。”
因此他反复追问：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蔡澜左右闪避，最后说出：“我心里当然是有那样的一个地方，我把它装进了一个大箱子，扔到海里了”。
“其实这个答案是够的，但是因为抓到这个人，我们就更想往下走，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到底怎么扔掉了，会不会萦绕你。”导演王宇解释，这是他们访问者的野心。
另一期节目里，罗振宇说在这个时代，自己是个“跑反”的人，他只关心自己，只想成为跑得最快的人。许知远对此无法认同，他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体系上的。
很多偶像在起作用。他在大学开始写第一本书《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书里讲到，自己面前遥遥站立着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伯兰特罗素、沃尔特李普曼……
再过了几年，他成为媒体的一员，心里想的是，要参与对国家精神的塑造。
十月末，在清冷的单向空间二楼，41岁许知远穿着白衬衣、牛仔裤，回忆起他记忆里最蓬勃、最热气腾腾的好时光。
那是2002年前后，。。社会开始更深刻地卷入全球化之中，社会氛围是向上的，时代的杂音还没有完全浮现。国家的好光景与他青春期的尾巴重合，形成某种美妙的共振。
他记忆最深的是邓小平逝世十周年，他写了一篇极长的文章，叫《从孙中山到邓小平》 ，27000多字，足足占了八个版。
“我写了几周时间，描绘了一百多年。。的变化。现在想起来都是胡写的，不知道怎么东抄西抄写成的。但打开报纸还是很震撼，那时候才20多岁，年轻气盛，那么大的一个版面，好像很多人读那个文章。”
但好时光总是易逝的。2005年，他对这张报纸逐渐失望，从《经济观察报》 离职，和朋友们创办了《生活》 杂志。再后来，又创办了单向街书店。到如今，
变成了一家叫做“单向空间”的创业公司。
这个老板不靠谱
《十三邀》 引起热议后，单向空间有个叫“微在”的团队发文，顺势“黑”了一把老板。
“许知远的公司严格禁烟，但他是唯一在公司里到处抽烟的人。”
“许知远动不动就喝酒，但其实酒量并不怎么样。”
“许知远每年一到穿人字拖的季节就异常兴奋，大概是他唯一能抓住的时代脉搏。”
员工高志强刚进公司时，同事提醒他，这个老板不靠谱。他们内部的说法是，许知远是除了流浪猫之外，全公司工作量最不饱和的人。
以前在库房录“单读”音频，高志强会提前一天收拾出一小块空间，放上桌椅，好一顿折腾。状态好的时候，许知远会端一盘红肠，拿一杯酒，然后边吃、边喝、边录。有的时候如果他喝到位了，他会发挥得更好些。
另一些时候，追着他去录，有时录到一半，许知远开始叹气，“唉好烦啊，好焦虑啊”，或者是“哎呀，今天特别不想说话”，于是他就不录了。
三年前他们刚创业，许知远还会出席些创业的活动，却发现自己“去了两次就烦死了”。
从缅甸旅行回来，他见挚信资本的创始合伙人李曙君，分享了刚结束的缅甸见闻：仰光市貌破败，酒店道路两旁开满三角梅，人们的生活充满希望，
特别像。。的80年代……两人聊昂山素季、缅甸变迁、唯独没提单向街怎么赚钱。
后来许知远试图介绍单向街的商业模式，“我本来也不想聊，我假装聊一下”，反而是李曙君打断了他：“知远这事我觉得你谈不明白，也说不清楚，还是让于威谈吧。”
于威，曾任《经济观察报》 总编辑助理、搜狐网总编辑，后来创办了《生活》 、 《东方企业家》 ，是能量极大的媒体人。很快，单向街获挚信资本千万美元投资。于威任CEO，
许知远的头衔是“首席哲学家”。
年轻的创业公司，总有危机重重的时刻。去年有段时间，公司的现金流断了，他焦虑，以前从不失眠，那会儿也会睡不着。那次他跟合伙人说，昨晚我失眠了，合伙人问，没睡着吗？他说，晚睡了……两个小时。
把大家都气死了。
他常说自己是个不那么称职的创业者。创业公司有盈利的压力，而他们花了很多精力来做非盈利、公共性的事业——比如办各种讲座、刊物，透过古典的知识行动，建构起知识的公共场域。
许多年轻人被这种气质吸引，到此来工作。“他们都比较单纯而清高，对挣钱这个兴趣不大，要逼迫他们去挣钱。”
他还想在。。的县城里开辟小小的书店。人们能在里面看到海明威的名字。它会对一个社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事情让他觉得人生意义的完满和充分。“但我又觉得这是我们组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否则我们创业干嘛呢？”
许知远说，人们应该始终跟那些被边缘化、被孤立的声音在一起，他对大合唱没兴趣了。图片来自网络
跟那些被边缘、被孤立的在一起
去年冬天，许知远到山西汾阳见了自己的老朋友贾樟柯。
贾樟柯如今已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生活。整个城市笼罩在雾霾之下，他们在冷冽的空气里穿行，打气枪、骑雪地摩托、拜关公。
贾樟柯抽一口烟，又吐出来，回忆起2009年在圆明园的单向街书店，大家表达欲望都还强烈，披着棉被聊天。而现在，他说，自己越来越对形成共识不感兴趣。
采访时我们同样问了许知远，你对形成共识还有兴趣吗？他说，“没那么强烈了吧，都是一个衰减的过程，因为里边有很多无奈。”
在采访进行前，他在一楼开会，要筹备第三届的书店文学奖。他们想给年轻一代的作家们，树立一个不一样的写作和文学标准。“我们应该始终跟那些被边缘化、被孤立的声音在一起，我们真的对大合唱没兴趣了。”
他希望这些东西，能真正进入并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生活。
在那本著名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里他写道，“一个年轻人，如何面对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如何剖析自己的内心，如何确立与社会的关系，怎样寻找到自己的历史坐标。”
那些摆在20岁的许知远面前的问题，如今仍困扰着41岁的他。
他说，原来他想成为很多人，本雅明、梁启超……现在他接受这个了——谁他也成不了。但他没觉得自己有中年危机，一切才刚刚开始。前阵子他突然想要学唱歌跳舞，就去买了口琴。这是儿时父亲吹过的乐器。
我们问他个人生活中什么是最能让他得到乐趣的事情。他描述了两个写书时的片段，这是在整个采访中，他最神采奕奕的时刻。
“最强烈的高潮仍然是写出了一段自己没想到的东西。一次夜半时分，喝着酒听着音乐，突然把书第三章的最后一部分改出来了，而且比自己想象中写得好，那种欢乐，就大半夜想把他们拽起来跟他们聊天，
你知道吗？拽起来喝酒！”
“最近最强的一次，今年夏天。我在写书的序，那天晚上我喝了好多威士忌，不知道哪来的亢奋，从大概晚上十点写到凌晨四点。我竟然写了8000字，梁启超的出逃，他百日维新失败了，要跑到日本公使馆里，
日本人把他从天津登上船运到日本，逃亡的过程。我在描绘那个东西。把第一章一气呵成写完了，我很少能写完这么多，因为材料太繁了。哇!我觉得我那6个小时的时间，burning，脑子在燃烧的感觉，那种烧灼感。
写完天差不多要亮了，那一刻特别幸福。”
值班编辑：李二号一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