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回忆录——《一》青少年时期
我于1899年12月29日(光绪二十五年)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县武潭镇。江津是个丘陵地，靠近长江，靠近重庆，自然风光优美。吴滩是典型的川东小镇。在江津，聂是一个大家庭。
到了我这一代，被族谱列为“荣”，所以取名荣珍。我出生的时候，家里一片狼藉。从我记事起，留下深刻印记的不是家乡的山水和童年的欢乐，而是日月的艰辛，农村的动荡和农民生活的苦难。
我的父亲聂世贤，生活艰辛。每天除了辛苦的工作，他还为家里的生计发愁，给我的印象是老实稳重，沉默寡言。羽绒妈妈是典型的老式女人。她把所有的精力和感情都用在了家务和抚养我和妹妹上。
我妹妹受封建礼教束缚，从小呆在家里。虽然生活有点困难，但一家人关系融洽，相处融洽。到了上学年龄，正处于辛亥。。的酝酿期。国内激烈的。。动荡和日益活跃的社会思潮，
各派。。势力的斗争，新学与旧学的交替与斗争，都以辛亥。。为标志，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封建社会正在瓦解，民主正在兴起。。。社会的变化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堂。。课。
由于家庭困难，父母把我送到爷爷家，在私立学校读书。爷爷家离我们家不远，是当地比较有钱的地主家庭。私塾是以前的一个帅秀才教的，整天摇头晃脑，夸夸其谈。他教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四书五经等等，很无聊。
但在我爷爷家，也有难得的乐趣。当时我三叔在重庆法学院读书，那是当时重庆的最高学府。他经常回家，回来的时候带来很多社会新闻。我叔叔的亲戚朋友，有的是思想保守的共和。人，有的是国民。人。
当时比较激进。当他们见面时，他们经常争论各种问题。虽然我很年轻，不了解。。，但我觉得他们的争论很有趣，我也对来自城市的消息感到惊讶。如果你搞不清什么是共和。，什么是国民。，那也没关系。
但是我隐约感觉到社会在变。就这样，。。需要变革的想法不自觉地进入了我幼小的心灵。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浪潮不时席卷四川。清。。对四川的统治岌岌可危，
整个四川处于辛亥。。前夕。因为四川的富庶，清。。不愿意放过这块肥肉，而四川又是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如果它想统治。。西南，它必须控制四川。但由于四川交通不便，清。。深感鞭长莫及。
它与外界的主要通道是长江，依靠长江运送。。入川，物资出川。除了长江，还有“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同时，四川人民充满反抗精神，对清朝的统治不买账，不断掀起各种斗争。因此，
清。。对四川人民又气又恨，统治手段特别残忍。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说过，清朝的官员扬言“你们四川人要当状元，除非石开花，马长”，可见他们对四川人恨之入骨。然而，四川人还是挣扎了一口气。
有个四川人叫罗，是清朝最后一个考上的状元。这个人在辛亥。。前在成都办了一所高等学府，热心教育。四川人都认为罗气坏了四川，得了荣耀，把他中头奖的故事传为奇闻。
据说“罗”字是从“马”字和“戈”字中分离出来的，“角”和“戈”在四川是谐音，表示马确实有角。之后听到的是四川最轰轰烈烈的“护路”运动。
为了侵吞四川人民为经营铁路筹集的巨额资金，清朝甚至宣布四川的铁路收归国有。于是，四川人民对清朝的怨恨如火山般生成，各地纷纷成立“护路同志会”。那时候，一天几条消息，
前一分钟听说赵二凤被抓了，下一分钟听说段芳被抓了，然后又听说这两个家伙相继被处决了。当我们听说四川人民保路运动促成了辛亥。。的爆发，我们的心里真的很高兴！在这个大变革的日子里，
我们所有人都无意再读那些“是什么”了。我们整天在一起聊这些激动人心的事，老师也不怎么在意。在当地，最关心的是“同志军”对合江的围攻。合江县令黄，三面环河，城墙坚固，只有西门是陆路出。。。
而这里是高岗，在当时的条件下，真的是易守难攻。他坚守合江，拒绝投降。同志军集结各界数万人，围攻合江数十日。9月下旬至12月上旬，黄觉得大势已去，出城投降。但最终，
合江又落到云南军阀手里。 辛亥。。胜利后，老式的私塾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逐渐被新式学校所代替。我也进入新式学校读书，知识面逐渐开阔起来。虽然还学文言文，但白话文越来越多，
此外还增加了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程，使我懂得了许多国内外的历史、文化和科学知识。小学毕业后，我考入江津县立中学（即现在的江津第一中学）读书。这所中学设在江津县城，是本世纪初创办的。那时的学制为四年，
规模比较大，有好几百人，学生都是住宿生。我进校的时候已经是第八班（即第八届）的学生了。 中学时代，我已十八九岁。在这里，我一面读书，吸收文化科学知识，一面从当时国内国外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中，
不断地思考，寻求真理，摸索自己要走的人生道路。 辛亥。。带着先天的软弱性。。。胜利不久，袁世凯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复辟称帝，接着就是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和反对军阀混战，
对我的思想触动最大。 江津中学订有各种各样的报纸刊物，包括《新青年》 这样的进步刊物。另外，四川虽然交通闭塞，但电报还是通的，各种消息通过电讯传到四川，这些消息又在报刊上广泛传播。
我们这些青年人经常在一起议论时弊，抒发爱国热忱。 签订二十一条以后，大量日本货流入。。，也源源不断地流进四川。处在长江边上的江津县城，商业比较发达，所有百货商店摆的几乎都是日本货。
这引起了我们强烈的反感。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正值寒假前夕，同学们气愤已极，先是三三两两慷慨激昂地议论，后来就自发地在校园里集合游行，高呼口号，强烈抗议。 寒假中，
由我们江津学生联合会出面，通知大家利用假期到各地演讲，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同胞们起来，打倒汉奸卖国贼，共赴国难。我在寒假中回到家乡，与别的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宣传组，曾到各处作过几次演讲。
我演讲时特别激动，不管人家听懂听不懂，把我所知道的事情一口气诉说了一通，还获得了一阵阵掌声。这是我参加。。活动的开始。
寒假结束，回到学校。不久，北京发生“五四”运动。我们也在学校和江津县城街头集会游行。同学们撒传单，贴标语，进行演说，号召以抵制日货来作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实际行动。
我们与江津甲种农业学校等学生联合在一起，派。。去动员一些商店老板不要贩卖日货，但是一些大商号根本不理学生的要求，一些小商店也跟着跑。这样一来，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于是，对江津县城几家销售日货的大商店，
进行了搜查，将查出的大批日货搬到“文昌宫”封存，同学们轮流看守，准备焚烧。我们还沿江巡逻，凡装有日货的船只不准靠岸。 这时，江津县长聂述文出面调停，说是调停，实际上是想压服。谈判的时候，
江津驻军团长王天培参加，会场外面站满士兵，一个个荷枪实弹，聂述文唱白脸，王天培唱红脸，企图迫使学生屈服。青年学生血气方刚，根本不理他们这一套，坚持要焚烧日货，商人们则在聂述文、王天培支持下，
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双方相持不下，几经谈判，都没有解决问题。当我们得知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的消息，同学们的愤怒情绪到达顶点，立即集合，要上街游行。
津中校长邓黎仙（此人是国民。员）、学监李耀祥、罗中林百般阻挠，先是劝说威胁，后来干脆关上校门不准上街。我们一二百名学生，一气之下，冲出校门，串连其他学校的同学，游行到“文昌宫”，将日货搬到河边，
全部烧毁。这样一来，引起商人的极端仇恨，他们勾结。。军警，在校方配合下，准备对我们下毒手。好在暑假将至，我们就离开了学校。很显然，我们几个学生。。在学校是再也呆不下去了，呆下去肯定要受迫害，
这也是促成我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当时这种焚烧日货的行动，做得有些过火。这些东西，本来是。。人自己拿钱买的，烧掉不是可惜了吗？而对日本人毫无损失。相反，烧了日货，
侵犯了商人的利益，反而造成商人对我们的不满甚至仇视。宣传抵制日货无疑是正确的，但爱国运动的目标应该自始至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把商人作为说服争取的对象，动员他们一起参加抵制日货的行动。那个时候，
我们这些学生少年气盛，一怒之下，就不考虑后果如何了。 在中学时期，另一件对我影响很深的事情，是连年的军阀混战，它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落后不堪。在四川，也是大小军阀混战不已。有个军阀叫刘存厚，
长期盘据川北，一直到我们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到川北建立根据地时，才把他消灭。四川军阀有个特点，因为交通不便，经常是关起门来打，需要的时候，联合客军打对手，客军就是云南、贵州的军阀。
而四川军阀自己则从来不打到外省去，这主要是因为四川富有的缘故。 在兵荒马乱之中，各地成立了许多民防团，大多用以自卫。在我们江津，也成立了民防团。记得在“文化大。。”中，有一回研究四川武斗问题，
我对毛泽东同志说：过去有人讲过，“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要解决四川问题，可不简单，不能掉以轻心。毛泽东同志听后笑了起来。 军阀们打来打去，最倒霉的是老百姓，弄得哀鸿遍地，民不聊生。
所有这些发生在我中学时期的兵连祸结的事情，都使我感到苦恼，痛恨军阀，尤其是对外来军阀更加痛恨，总希望把他们赶出四川去。但是，那时我很年轻，看不清军阀混战的本质，找不出解决的办法，
总感到对这些现象实在无能为力。出路何在？我当时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出国去学点本事，回来办好工业，使国家富强了，也许能改变这种局面。军阀混战造成国家贫困落后，更增强了我对“工业救国论”的信念。
这是我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中学时期，也知道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多少有这种印象：这个。。是进步的，成立了劳农。。，感到新鲜，但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
看到《新青年》 上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又众说纷纭，各有各的主张，无。。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即改良主义）也夹杂其间。尤其是无。。主义，当时在青年中的影响比较大，
但我认为他们的办法并不能解决。。面临的问题，而且许多道理我还弄不太懂，所以当时的社会主义宣传没有对我发生很大的影响。要说有些影响，那就是我深信。。社会要变，只有变才有出路。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看到的结果是到处碰壁，不能解决问题。进步思想界提倡反对封建，反对禁锢妇女，反对八股文，提倡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提倡向西洋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等，这些我都是赞成拥护的。 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
怀着变革现状的热情，一九一九年暑假期间，我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了。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各地逐步兴起。去法国人数最多的，一个是四川，一个是湖南。在四川，又数江津去的人最多，据最近不完全统计，
江津一县就去了三十多人。我约了几个同学，先到了重庆，打听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办法。事先我们知道四川有两个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一个在成都，一个在重庆。我们到重庆是想打听一下，究竟是经过预备学校好，
还是直接去法国好，再就是了解一下去法国的手续、费用等具体问题。在重庆得知留法手续很简单，因为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法国正缺劳力，只要通过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签个证就行了。 在预备学校又主要是学法文，
大家商量说，与其如此，还不如直接到法国学法文，比在国内学效果好，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哪知回到家里，父母不同意。我在家里是独生子，父母舍不得我远离家乡，担心我飘洋过海，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我反复向他们说明留在家里没有出路，因为烧日货，可能还有被捕的危险。父母听了，也觉得有道理，爱子心切，希望儿子能有点出息，最后还是同意了我去法国。自己去法国，要一大笔钱，家里穷，就靠我几个亲戚帮助，
筹措了三百块银元。这样，我和十来位同学怀着富国强兵的理想，先到重庆，通过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到法国领事那里办了护照。 从此，我一别故乡，就是三十六年。一九五五年我到西南调查军事工业的情况，
才重新回到时常思念的故乡。回到家乡，真是思绪万千。我的父母和许多亲朋故交已经去世，我默默地思念他们，但最使我思念的，是那几位为。。而牺牲了的同乡同学。那次回家，我到了江津中学，一到学校，
钟汝梅、戴坤忠、傅汝霖、吴平地等烈士的形象，立时浮现到我的眼前。他们在学校时就追求进步，关心时政，我们经常在一起议论国事，切磋琢磨。吴平地同志牺牲得最早，他是我的同班同学，中文基础很好，
一九二年北上考进北平师范大学后，经常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后来加入了共产。，给李大钊同志当助手。不幸，一九二七年四月，同李大钊同志一起被捕牺牲。
钟汝梅、戴坤忠、傅汝霖同志也于一九二年前后去法国勤工俭学，其中钟汝梅是与我一路走的，一九二一年还一起在法国克鲁邹钢铁厂做工。他在法国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我们在莫斯科学习回国，
他也到苏联学习，一九二六年回国，一九二七年在上海江苏省。。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牺牲。戴坤忠、傅汝霖同志回国后，被派往洪湖地区贺龙同志的部队中。一九三二年我在。。。。根据地时，
听到这两位同志在对敌斗争中先后英勇牺牲的消息。我站在校园里，默默地缅怀着几位先烈，为战友的牺牲而悲痛，为我的母校哺育了这样几位先烈而感到自豪。现在，江津第一中学已经为他们建立了“。。烈士纪念碑”，
以纪念先烈，教育后人。
